2019年6月11日，长春市森林公安局森保大队民警巡逻发现长江路步行街花鸟鱼市场二楼名为“百乐鸟行”的店铺放有大量鹦鹉鸟类。该局民警依法将鸟类扣押，并将犯罪嫌疑人带回长春市森林公安局进行询问，经犯罪嫌疑人梁某供述，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其经营期间收购并售卖大量国家保护野生动物（鹦鹉类），公开在店铺及微信进行售卖。在所售卖的鹦鹉中，张某出售非洲灰鹦鹉4只，累计数额44900元，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公安机关经调阅相关资料查明：2017年1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修订后，非洲灰鹦鹉属于《国际贸易保护公约》中附录I物种，因我国为国际贸易保护公约缔约国，故非洲灰鹦鹉应属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I级保护野生动物。因此，公安机关对梁某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请逮捕。

“被公安机关立案之前，我并不知道销售繁育这些鹦鹉是违法的，没有人告诉我，只是说要在林业局办理许可证。直到案发，我才知道非洲灰鹦鹉属于国家I级保护野生动物。如果当时我知道那是国家I级保护野生动物，是绝不会担着这么高的成本违法犯罪的，希望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从轻处理，给我一次机会，我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要抚养。”案件当事人梁某懊悔地说。

长春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该院检察长盛美军作为承办检察官对该案证据是否具备批捕条件进行全面依法审查。检察机关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经依法审查查明：梁某等三人出售鹦鹉的数量，有买卖双方相互印证的证据证实，梁某出售非洲灰鹦鹉3只（数额1.7万元）、葵花凤头等Ⅱ级保护鹦鹉2只，累计数额4.1万元；张某浩出售非洲灰鹦鹉4只，累计数额44900元；张某强出售非洲灰鹦鹉3只，累计数额1.62万元。

可见，本案足以认定梁某等三人具有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事实。三名嫌疑人在进行野生动物交易之前，均向相关行政机关申请了行政许可，并取得了行政机关颁发的行政许可证。但从侦查机关调取的相关行政许可记录来看，对许可嫌疑人的经营范围规定得并不明确，不足以认定嫌疑人“明知”本案的交易行为为超范围经营，从而难以认定嫌疑人收售保护动物的行为超出许可经营范围，因此，本案三名嫌疑人的交易行为，是否具有非法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该案嫌疑人交易野生动物，未履行审批手续，是否构成非法交易证据不足。

林业部门提出，已经取得行政许可的当事人，向其他养殖单位购买野生动物需要再次向审批机关提交申请；此外，有许可证的买卖双方在进行交易时需要每次向审批机关履行报备。因此，本案嫌疑人在经营中未履行这两点要求，构成非法交易。但是经公安机关调取证据，林业部门书面答复称，上述要求“暂时没有文件规定”。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也不足以以此认定嫌疑人构成非法交易。

依据以上情况，长春市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梁某、张某浩、张某强认定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规定，拟对三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处理。

“我理解的这个犯罪应该是故意犯罪。刚才，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介绍的案情看，我认为无法认定三位犯罪嫌疑人有犯罪故意。相关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许可时，应该明确到具体物种、品种。若未明确，通过许可就很难来认定具有非法销售非法收购的故意。”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吉林创一侓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姜艳芳这样理解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

“该案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监管部门出具的销售许可资质中是否包含非洲灰鹦鹉这一品种，如若不能完全证明这一审批程序中是否包含非洲灰鹦鹉，且无任何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构成非法买卖，那么就不应该将刑事责任的风险转嫁给犯罪嫌疑人。作为行政监管部门，要在不断完善相应审批流程上下功夫。建议检察机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后，针对类似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形成的争议，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人民监督员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闫宏宇给出的意见建议全面而恳切。

“我带头办理该案，一方面想通过这样的有利契机带动和帮助行政机关解决工作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办案向公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非洲灰鹦鹉的身份之谜解开了，相关的行政监管漏洞就会补上来。接下来，我们将立即梳理和总结，在听取行业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及时制发检察建议，推动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堵塞制度漏洞。长春市检察院检察长对记者说。